奔赴延安的美国人谈80年代回国后生活:不懂怎么谈钱

我觉得,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,怎么能要钱呢?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板车不会拐弯那样,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。

本文摘自:《书摘》2014年10月1日,李敦白口述、徐秀丽撰写,原题为:《李敦白:热爱中国的美国人》

我是一个美国人,今年九十二岁。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。同时,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,并且,从1946年到1980年回国为止,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。可以说,我是一个“热爱中国的美国人”。

1977年底获释后,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迷迷糊糊,医生给我打维生素B12,有些作用,但主要还是靠工作,沉下心来工作,也就慢慢恢复了。这是“工作疗法”。出狱后我没有回广播事业局,我到了新华社。基本工作一样,改改稿子,上点新闻学的课,翻译一些大文章,还有就是给领导做顾问,出些点子。

自从我到延安之后,一直到第二次出狱,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,我想我会终老中国,把我的热情,我的才情,我的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,没想到,1980年初我就回美国定居了。

是回去的时候了

从1945年来中国,到1980年回美国,中间整整隔了三十五年。多少岁月过去,多少人事变幻,我在中国有过贡献,受过迫害,出来了,解放了,应该可以安享晚年,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。他乡已成故乡,故乡却早变他乡,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?这其中有几重原因。

首先是我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。与社会隔离了十年,出狱之后,我没有多少变化,社会却已大变,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。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,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。

最早的惊讶,来自辅导别人学习竟然要收钱。我们家老二正在学世界语,有个朋友是世界语专家,他有时晚上来家里辅导孩子学习。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要钱,把我吓一跳,我以前辅导过多少人学英语,从来没有收钱的事,如果要钱,别人准把你当神经病。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我发现,这是普遍的现象,什么事都要钱。

1978年春节,又发生了一件事。宾馆进了一批高档酒供应外国专家,却被服务人员偷偷卖掉,这要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,卖一瓶都不可能。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就因为收了人家一只鸡几条鱼被撤职,送到乡下去了。非常严格。

还有这么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。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饭,招待亲朋好友,消费款只付一个零头。这件事,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,但在当时却非同寻常,我本人把这种行为视作贪污。丰泽园饭庄的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反映这一情况,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,表扬年轻厨师,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《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》,将此事公之于众,点名批评了王部长,并配发社论《改革者,鼓起你的勇气!》。文章见报当天,王磊即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,承认错误,愿意补足少付钱款,还请求党纪处分。这是一件及时端正党风的好事,但公开批评部长的做法引起了《中国青年报》主管部门团中央以及商业部的上级部门国务院某些领导的不满,最后甚至惊动了邓小平,报社和记者均受到压力。听说王部长原已提出辞职,最后不了了之。

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是这样一件事。1980年1月21日,这个日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,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,说有些问题,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,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,报纸就是宣传党的政策。我当时在新华社,还能看一些文件,看完这个文件,我就对玉琳说,看来我们该走了。很快,3月17日,我们就离开了中国。

我后来常回忆思考这段历史,觉得自己不一定对。我也听中国的朋友讲,不讨论姓社姓资对改革开放起了保护作用,应当肯定。不过,我认为“不争论”即使在当时可以理解,时至今日,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了。

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,它的理想、目标、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;在这个拐弯处,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,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。

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,不过,有一件事不曾改变,也不会改变。从斯坦福大学受训开始,我就无比热爱中国,想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所贡献,也就是聂荣臻司令员在张家口对我说的“架桥”。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做这个桥梁工程师,现在看来我在这边已经无能为力,那就试试到另一边,继续架设这座桥梁。

从此岸到彼岸

一说回去,回去的问题就摆到了眼前。首先,我的护照已经在赴延安途中丢失。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布包里,把布包拴在马鞍上,不知它失落在晋西北的哪一个角落。在中国这么些年,从来没有回美国的念头,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家,所以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。我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,签证领事塔斯克说,按照规定,我得问你一些问题。他问我,来中国之前,是否跟美国政府发生过法律上的问题?我说有。他问什么问题?我说跟你们伍德柯克大使参加同一个工会,被抓住坐过牢——伍德柯克大使当过汽车工会主席。他又问到护照。他问你原来的美国护照呢?我答丢了。他再问你是否做了认真的努力寻找?还没等我回答,他自己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大使馆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,请示是否可以给我发护照,领事给我看了回电,说某某人既然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身份的错误,可以给其发护照。

虽然离开了三十五年,回去之后倒没有多少不适应,没有受到“文化冲击”,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,一直读美国的报刊,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。美国人一般也没有把我当作“逆子”看待,他们最关心、最感兴趣的是,我是怎么活过来的。一个人被单独监禁十六年,还能正常,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。不久前,《华盛顿邮报》还约请我写文章,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,目的是为了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。从1981年开始,一直到现在,我不断地在公司、大学做讲演,听众一直关心我的个人经历,对中国的兴趣则随时间而转移,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国投资,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,还有人权问题。

我一生被“特务”、“间谍”的阴影缠绕。1979年我刚回美国时,住在纽约我姐姐家里,有一个同乡记者,他跟情报部门很熟,对我说,你们说话小心点,FBI窃听你们的电话。我说,你告诉他们,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明白,让他们告诉我,我给他们重复一遍。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。

我讲一个更大的笑话。我们现在冬天在阿里桑那度过,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午餐会,里面的人一般都很右,有大公司的一把手,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、三把手,都退休了,大家在那里避寒。我发现这些人,至少有部分人,认为我本来是他们的人。因为我是随美军去的中国,后来又在中国长期坐牢,他们以为我一定是美国特务。前不久,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,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,参加OSS的一个纪念会,说“我们谈到你的经历,我们都很尊敬你”。我说你们尊敬我什么?他说我们吃一次午餐吧。那就一起吃饭,他说:我们都很佩服你,在中国干了这么久。我说,我告诉你,我从来不是OSS,也不是CIA。他说:我们知道,我们知道,你是单干。他不相信。既然说服不了他,只好随他去。玉琳开玩笑说,那好,你跟他们要十六年的工资吧。

说远了。总之,精神方面或者说文化冲击方面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,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谋生。我二十四岁离开美国,此前除了上学,就是从事劳工运动,从来没有“工作”过;在中国,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,是个彻头彻尾的“单位人”,什么都由组织管,坐牢就更把一切交给国家了。想不到的是,从五十九岁开始,我得为自己的生计操心。

你们最需要的是:我!

有一次,我到旧金山讲演,听众里面有一个人,是电脑天地的老板,这家公司当时销售电脑排名世界第一位,老板是位亿万富翁。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,我们也相互留了联系方式。过后我也就忘了,不可能跟一位亿万富翁打什么交道。不想,一年之后,大概是1983年8月,他打电话来了,说中国电子工业部的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他的公司,他没有中文翻译,当地只有一个日本人做中文翻译,不过,由这个日本人翻译,他又觉得不放心。他想请我做翻译和顾问,就几天。好,没问题。

回美国之后,我给一些公司老板做过咨询,但我从来不会要钱,我姐夫骂我笨蛋,说他们要利用你的知识赚大钱。我觉得,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,怎么能要钱呢?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板车不会拐弯那样,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。这一次,我说要钱给你们看,跟老板说每天五百美元,这对我是个大数字,实际上并不多。老板说没问题,我就去了。

会谈在旧金山一家大酒店举行,中国代表团和美国公司要员相对而坐。中方共十一人,团长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李瑞,二把手是王震的儿子王之。一开始,双方先介绍己方成员,介绍完毕,老板对我说,你跟他们说你的中文名字。我有点犹豫,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,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。没想到,我一说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,李瑞马上站起来,绕过桌子,走到我身边,给了我一个拥抱。他说,这次到美国,如果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办成,仅仅认识了这个人,那也够意思了。他还说,1946年在张家口的时候他就听说过我,当时他在附近的农村,很想认识我,但没有机会。

谈判是王之做的翻译。李瑞提了一个建议,电子工业部和电脑天地合作,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电脑销售机构。老板没有任何反应。当天晚上,老板宴请各地分公司的经理,也请我去了。他问我,你觉得今天下午的谈判怎么样。我说,我认为,这是在浪费你的钱,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他问为什么,我说,中国部长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,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,但是你没有半点反应。他惊讶,建议,什么建议?我就把李瑞的建议重复了一遍,他马上说,你立即给中国部长打电话,说我明天早上就会有积极的回应。结果,第二天就签了合同。

原来他没有听懂王之的翻译。有一种翻译,每一个词都翻译出来了,而总的意思却没有出来。我长期在中国,听得懂王之的翻译,而且压根没意识到老板会听不懂。这叫作习焉不察吧。

谈判完成,要回纽约了。老板问我,要实现这个合同,我最需要的是什么。我毫不犹豫地说:我!老板说好好,我让我的国际总裁跟你谈具体条件。我想这下子王玉琳会满意了,我终于敢开口说了。我要了年薪十万,外加工作经费,签了终身合同,职位是公司的副董事长。不久,我们全家搬到加州,从此再无钱的忧虑。

李敦白有限公司

1985年我们离开了电脑天地。离开公司之前,玉琳给中国办了件大好事。公司积压了大量电脑,她建议赠送给中国一部分,后来落实了三个单位:北京九十六中学、残联下属的康华公司以及上海的一个学校,各赠送一百二十台电脑和一百二十台打印机,并开设培训班,教给他们电脑操作和维修技术,为中国电脑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离开电脑天地后,我们加入了一个顾问公司,承担中国分公司业务,介绍投资公司到中国,干了一年半。1989年,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“李敦白有限公司”,为中美经济来往提供中介服务,把美国资本介绍到中国投资,同时为中国公司提供美国市场和合作方的情况。

中国开放市场初期,中外情况隔膜,互信不足,问题很多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,有两个美国公司与中国签了四十亿美元的合同,连方毅副总理都签字批准了。中方合作者委托我们查一下这两个公司的情况。这在美国很容易,只要查它的交税记录就可以了。一查,好嘛,一个公司全部职员只有一个人,就是它的董事长,另一个比它大一倍,董事长之外还有个秘书。完全没有交税记录,因为压根没赚过钱。

所以,跨国生意很容易上当受骗。根本问题是你得了解跟你打交道的人。在美国企业界,天天讲三C,就是character,品质,competence,能力,connection,关系。第一个就是品质,如果这个人是个骗子,你跟他谈什么!你得查他以前是不是守信誉,讲道理。在美国,查一个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比较容易,只要打电话委托一个律师事务所,很快能查清楚,中国不一样,你只能依靠朋友,通过一个可靠的朋友,请他介绍他信任的朋友,所以connection特别重要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说容易也很容易。我们很重视客户的选择,做咨询二十多年,从来没有失败的案例,除非相关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出了问题。

1993年,在做公司的同时,我又应聘到我的母校北卡大学教书,历史系,而且是正教授,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。有一年还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。当时中国学生只有从台湾来的,没有大陆学生,他们反映,对大陆的情况一抹黑,什么都不知道。1997年,我从北卡大学辞职,搬到西雅图定居,但还经常到北卡大学做讲座,同时在华盛顿大学等处讲课,讲演社也仍安排我的讲演。现在已经不做公司了,虽然还以个人身份给一些老朋友做咨询,但基本上进入颐养天年、反刍人生的阶段。

(摘自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:李敦白口述历史》,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,定价:38.00元)

点赞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